淮西军务整顿的过程，正如岳飞之前对张浚所预言的那样，分毫不爽。
“淮西一军多叛亡盗贼，变乱反掌间耳。王德与郦琼故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吕祉以兵部尚书兼都督府参谋军事）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旅，不以足以服其众。飞谓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测也。”
当郦琼被迫叛变之后，再回来读一读岳飞的这段话，方知岳飞用心之良苦。
可惜的是，因为张浚的狂妄自大，岳飞的努力付诸流水。
......
无论如何，淮西的兵变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这件事情给南宋朝廷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影响一、南宋朝廷因为兵变的缘故而损失了四万多精锐大军。
淮西大军大多是由陕西人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淮西大军属于西被军也并不过分。刘光世本人也是西被军将门出身，在南宋军界中位高权重，也是中兴四将中第一个获得三镇节度使称号的人。
淮西军并不是不能打，只是因为刘光世受了父亲意外战死沙场的影响，实行保存实力的逃跑政策，因此后来给淮西军带来了极坏的名声。
实际上，淮西军个人战斗之强，甚至让岳飞也垂涎三尺。
影响二、淮西军的兵变，导致了南宋长江防区不战而被金齐撕开一个巨大的防御空洞，这造成了南宋朝廷沿江防御的空虚。
为此，后来南宋朝廷不得不命令岳飞派遣四千多水军进驻池州和江州防线，岳飞本人也必须扩大防区，亲自率领军队前往江州驻扎。
而另一方面，张俊、杨沂中等人也必须分兵来驻屯在淮西地区，以填补这一地区的防御空白。
尽管如此，这一地区的防御依旧处于空白状态。绍兴七年即将防秋之时发生兵变，对南宋整体的军事布局构成了重大影响。
影响三、淮西兵变之后，宋廷的战略举措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此之前，宋高宗坐拥雄师三十万。在张浚的极力鼓动下，宋廷从绍兴三年开始至于绍兴七年颇有进去之态。尤其是绍兴六年、七年的动作最大。
这从宋高宗行在所处的地理位置便可见端倪：
越州府、临安府、平江府，最后抵达长江边上的建康府。这一路北上前移的行在也说明南宋朝廷和高宗皇帝此时的进取之态。
我们姑且不谈南宋朝廷在这一时期中，张浚如何与赵鼎斗法，张浚独相后又如何激进，最起码高宗皇帝本人还是默许和放手让张浚干的。
从宏观的角度，张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
无论是前期在川陕的安排，后期在长江防线的次第防守，整体的方针和布局都是非常的巧妙合理，也取得很大的成绩。
假如没有这次淮西兵变。以张浚的进取势头和对皇帝赵构的影响，以韩世忠、岳飞大军的进图中原态势，以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对既有土地的巩固和占领，以吴玠兄弟对川陕的守御。
按照这种形势继续稳步发展，则光复中原并非没有可能。甚至更乐观一点说，即便是收服幽燕诸州府也大有希望。
只可惜，张浚做事长于宏观管理而弱于细节的调控能力。之前在陕西的富平大战如此，这次在淮西军的收编问题上也是如此。
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所以张浚有缺点并不是问题，而问题在于他有缺点而不自知。
没有自知之明、刚愎自用、自私心强。这三个缺点要了张浚的命。
试想想，如果让岳飞掌握了淮西大军；假如王德能够懂点人情世故，安抚住郦琼和他的部下；如若不是派吕祉这位书生去收编；假如吕祉的公函不是郦琼所截获，淮西大军被顺利分兵……
以上的假设随便出现一个，则淮西兵变绝无可能出现。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淮西兵变让张浚的政治主张逐渐淹没在南宋行朝的政治斗争之中。
先是赵鼎把皇帝的行在搬回临安。待到赵鼎被秦桧斗下台去以后。高宗一朝完全走向了妥协和投降为主导的政治路线上去。
淮西兵变给宋人留下的教训是惨痛的，高宗之后，不少宋人反思这次兵变，其分析颇为一针见血，兹引用于此：
“朝廷乃以吕祉代刘光世。遂致郦琼之叛。盖光世之军，多陕西之盗贼，最为揉杂而难治。西人重世族，光世乃世将，故仅能总统之。郦琼、王德皆光世之爱将也。二人平日不相下，若得威名之将以代之，则可以驾驭而立功。朝廷始以公（岳飞）代光世，得之矣。已而中变，易以吕祉，故二将无所忌惮而斗，琼惧而谋叛，刘豫又以高官重禄以诱之，所以丧淮西之一军。不然，公（岳飞）成恢复之功矣。今天下庸人孺子皆知公之威名，至于公（岳飞）之大计，与夫功之所以不遂者，士大夫盖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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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兵变之后，举国一片骂声，矛头直指张浚，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岳大帅。
对于张浚，岳飞恨不得亲手砍了他。
淮西兵变不仅是南宋丢了四万多军队那么简单，五大军区之一空了，全盘的形势瞬间改变，南宋再没有进攻的资本。
岳飞想要北伐，只能再等机会。而机会……等到军队再次强大，所谓的条件成熟，那会是哪一年的事呢？
以上可能是岳飞的看法。至于其他的南宋人民，看法就更简单了。
本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之前为了拿下左护军，皇帝亲自出面，再配以最强将军亲身莅临，去压伏那帮兵痞；可张浚居然只是派去一个从未上过战场杀过人见过血的白面书生。
……两者对比，傻子也能知道会出事！
张浚白痴到了何等程度，真是不知所谓，被猪油蒙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