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刚刚退走，以文官为主的建炎小朝廷又经历了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的主角是在高宗逃跑中立下大功的宰相吕颐浩。

江南地区重新得到太平，高宗皇帝和建炎朝廷自然是要收拾山河，重整旗鼓，恢复统治的秩序。

如何恢复秩序，关键的核心在于一个“钱”字。

连续几年的兵荒马『乱』，建炎朝廷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度越来越低了，很多地方『政府』和诸如漕运等地方势力越来越不听话，屡屡截留税收不上缴，给朝廷造成很大的困扰。

吕颐浩为人刚直、『性』急、兼且暴躁，即便是对着叛军的刀枪也敢大声叱喝，更何况如今是太平时日。

于是吕颐浩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实施“财源确保政策”，把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专卖，经制钱、月桩钱等的征收管理，全部纳入朝廷的管制范围。

结果是，这些政策一出，引来了无数反对的声音。

站在朝廷的角度，吕颐浩的政策没有错，错就错在朝廷的管制力量太弱了，而且吕颐浩实施政策的手段也略显粗暴。

实在没办法，高宗皇帝唯有罢免吕颐浩的相位，把年仅三十一岁的参知政事范宗尹推上了宰相的位置上。[]武圣传说之岳武穆篇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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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四年五月，即岳飞收复建康府的当月，高宗皇帝依据宰相范宗尹的建议，陆续在淮南东、酉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划分成若干个小军区，每个军区设立镇抚使，管辖两个至四五个府、州、军的防务，并兼管民政和财政。

镇抚使是个新的名称，相当于唐朝的藩镇。只不过藩镇割据最为老赵本家所嫉讳，就换一个叫法而已。

这样的镇抚使辖区建炎朝廷封了约二十个，委任镇抚使三十余人

这些地区大多是被盗匪、土豪、溃将、摄官等所占据。朝廷的话语权不大。范宗尹认为，此种措置虽“稍复藩镇之法”，却是抵挡金兵的“救弊之道”。

其实，范宗尹的主张纯属消极防御『性』质，根本不是规划克复故土的深谋远略。

上述地区饱受战祸，经济凋弊，加之各镇抚使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即使是单纯的防御。也不可能有效抵抗金兵。

更何况镇抚使们的成份复杂，人心各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或叛变投敌。或火并被杀。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种种结局，难以概述。

这就是所谓“救弊之道”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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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分封大戏中，岳飞也凭借他过往的功绩分到了一杯羹。

建炎四年七月，朝廷把岳飞提升为官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并任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从官位的角度，武功大夫比原来的武德大夫高一官，但按“双转”制度其实是半官，而防御使双比刺史高两官，岳飞的虚衔算是连升三官。

在这之前。岳飞也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个奏折，申请镇守淮河流域。因为淮河流域是金兵南侵入寇的必经之路。

朝廷关于岳飞差遣实职的新命，大约是考虑到了他本人“乞益兵守淮”的请求。可惜的是，朝廷已在淮南地区至少分设了八个镇抚使司的辖区，所余的地盘有限，便选择了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市）和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作为岳飞的辖区。[]武圣传说之岳武穆篇274

岳飞能够分到这杯羹，除了自身的功劳外，也得到外力的帮助。

首先，以绍缉为首的大批江浙儒生不断给朝廷写信，推举岳飞；绍缉甚至跑到了宰相范宗尹的府邸中，为岳飞争取。

其次是张俊的推举。张俊之前接纳了戚方的投降，摘了岳飞的桃子，如今也乐得还给岳飞一个顺水人情，亦属正理。

作为当时宋朝军事的三巨头之一，张俊的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宋史》卷三六五：张俊自浙西来，盛称岳飞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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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为诸侯，号令一方，其他人当然会志得意满。但是对于岳飞而言，这样的安排没什么意思。

原因很简单，通州和泰州地势偏僻，处江海一隅，不是战略要冲之地，这与他“乞益兵守淮”的本意其实不合。

于是岳飞给高宗皇帝上了份奏折，上面说道：

“金贼侵寇虔刘，其志末艾。要当速行剿杀，殄灭净尽，收复诸路，不然则岁月滋久，为患益深。若蒙朝廷允飞今来所乞，乞将飞母、妻并二子为质，免充通、泰州镇抚使，止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令飞招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伺便迤逦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飞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尽臣子报君之节。……如蒙指允飞所乞，即乞速赐指挥，亦不敢仰干朝廷，别求添益军马。伏乞钧照。”

这份奏章看上去正气凛然，充满了正能量。

“只要赐给我指挥权，我不要朝廷的一兵一卒，自行招兵买马，掩杀金贼......”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豪言壮语！

问题是，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出发，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言论，因为他捅破了朝廷的潜规则。

是的，宋朝是有不明文的规定，要一定级别以上的武将把家眷留在京师作为人质；但这是潜规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试想想，假如高宗皇帝批准了岳飞的奏章，那些儒生和臣民们就会说大宋的将领为了保家卫国、出生入死不算，还要将自己的生身父母、恩爱妻儿留在京师作为人质，那么皇帝岂不是昏君一个。要被万民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