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的很的，连手都不能摸的，扔进水桶里喂猪。也很软，但能禁得起轻拿轻放，这部分柿子大人们便把它们切成柿块。（就是一个柿子，从中间横着切一刀,竖着切一刀，切成四块，并且块块相连，是一个整体。）再稍微硬一些的，能装筐和篓的，大人们便按传统的装法装好，做到既紧凑，又不能扎坏柿子。然后到县城或者省城去卖。又大又好的大红袍柿子，大人们就把它们分批装进大瓦罐里，柿子中间放着几个大雪花梨，然后把口盖好，三天后柿子就软了，这样的柿子味道更好，被称为梨烘柿子，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还可以在地上挖个小窖，圆台形的，一米多深。里面放些麦秸，点火烧，火刚灭，趁着热劲儿，迅速把柿子放进去，然后把口封严。两天后硬柿子就软了，大人们从窖里一个一个地拾出來，又一个一个地擦净，这样的软柿叫火烘柿子。再装好筐，一筐一筐的卖出去。也有客户主动找上门來的，他们大多要的是硬柿子。还有一部分半软不硬的，便算成柿桃。家家户户都有算柿桃刀。算柿桃刀是半圆形的刀片，一端有个手握的木把儿。刀片绕柿子一圈，就把柿子皮去了。然后放在房上晒，晒干后，再放进瓦罐里把口盖严。冬天再打开，那时柿桃上是一层白霜，很好吃的。留一小部分自己吃，其余的卖掉，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最后剩下几百斤，放在紧挨正房的偏房上，靠着正房放两层，用东西盖住，让它们自然软，家家户户都是如此。这样在沒有柿子的季节也可以随时吃到甜软柿了。

卖软柿儿看起來简单，但真要卖起來是不容易的。有一次，我郭怀义沒在家，有一百多斤软柿必须尽快卖出去，否则，就不能挨了。当时只有郭兰英和弟弟在家，郭兰英找到张寅，请

他帮忙一起去卖柿子。张寅是书呆子，对做买卖不感兴趣，也做不了买卖。但是也沒法推辞，沒办法，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卖了。他俩把软柿装好，拉着车，步行二十里，到山下兵营门口去卖。刚到哪儿，有个人过來问：

“多少钱一斤？”

“两角五分。”张寅说。那人称了二斤。紧接着过來六七个人要买，把他们的车围了，张寅和郭兰英手忙脚乱，因为这是第一次卖柿子，沒见过几个人同时买的场面，尤其是那几个妇女，她们挑过來挑过去的，更让他们着急，那么软的柿子怎经得起那样折腾呢!要是不让人家挑吧，人家不买怎么办？他们俩谁也沒法儿了，干脆，她们爱怎么挑就怎么挑吧。等把这几桩买卖做完，他们都傻眼了，柿子全坏了，沒法儿卖了。

这时，在旁边看的一个中年人很同情他们，就称了五斤坏柿子，并且按好柿子付的钱，他们至今还记得他。剩下的柿子谁愿意吃就吃，谁愿意拿就拿，他们全送人了。这些柿子要是让会做买卖的去卖，至少卖三十元，而他们來回四十里，一百多斤柿子，仅卖了五元钱。

后來，张寅故地重游，可惜，再也看不见当年的景象了。因为改革开放后，柿树挂果逐年减少，并且柿子也不如过去光洁鲜艳了。毛病越來越多，就像有的人一样，大多一脸麻子，一脸疮疤。这还不算，也不知道是缺少水份的缘故，还是气候变暖，还是柿树老了。每年刚开始，树上挂果还可以，可还沒长成个儿，便一批又一批的掉在树下腐烂了，真正能吃了，树上已沒有多少柿子了。即使有，也大多有毛病，好柿子越來越少。现在，好多大柿树都已枯死，即使活着的也不挂果了，柿树又沒有更新，这里已不是柿乡了，三十年前的景象只能常留在梦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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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山笑容正在招我安歇，我渐脱离累赘；我的捆绑好像都在溶解，我归，我要即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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