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崔弘升竭尽全力护卫永济渠,河北气氛日益紧张之际,东都的气氛亦是紧张,甚至有些窒闷,原因便是近期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让东都留守权贵们应接不暇,焦头烂额。

河南通济渠两岸的局势持续恶化,白贼的叛乱队伍不但在梁郡境内为祸,还北渡济水进入东郡劫掠,混乱之势已渐渐蔓延到大河岸边,而梁郡贼帅韩相国乘机在通济渠畔聚众叛乱,并迅进入豫州境内为祸,如今淮阳、颍川两郡已混乱不堪,并渐有威胁京畿安全之迹象。

河北永济渠的局势也开始恶化,河北盗贼在大渠两岸烧杀掳掠,渠道已数次中断,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为此怒不可遏,已上奏弹劾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指责他养寇为重,戡乱不力。

与此同时,边陲局势也突然恶化,数千里之外的陇西突然爆了危机。吐谷浑人卷土重来,猛攻西海,西北告急,而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的弘化留守元弘嗣却在这个关键时刻,与西北军的一些将领尤其是镇戍陇西的将领生了激烈冲突,甚至就连镇戍西域的河西军团都被卷了进去,由此导致整个西疆局势急转直下,陇西镇戍更是岌岌可危。

陇西局势恶化,西域局势紧张,大漠上的突厥人也在贺兰山以北蠢蠢欲动,西北军三面受敌,西北军的河西、陇西和灵武三大军团的防御压力骤然增加,但自西征过后,东都倾尽全力东征,中土全部资源都向东北疆集中,导致西疆和西北军日渐困窘,而陇右十三郡的军政长官们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挤压下也是不堪重负,步履维艰,“里外不是人”,所以陇西局势的恶化就像在一道摇摇欲坠的大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一不可收拾了。

中土的权力中枢都随圣主去了东征战场,留给东都的权力十分有限,处置危机的手段也极度缺乏,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能做的事很少,除了十万火急奏报圣主外,只能敦促西京想方设法给陇西以钱粮支援,敦促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竭尽全力确保永济渠安全,敦促通济渠沿线军政官员不惜代价保障渠道的畅通,至于军事方面,无论是杨侗还是樊子盖,都不敢轻易于涉卫府决策,弘化留守元弘嗣以及留守东都的右候卫郑元寿和右骁卫将军李浑,都不是他们所能指挥和敦促的。

此刻对于东都和西京来说,迅处置西北危机,击败入侵外寇,要远远重要于国内的戡乱剿贼,因为在国力上,中土无法同时支持两场对外战争,而在军事上,卫府军亦无力同时在两条对外战线上作战。

东都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陇西,而距离陇西更近的西京更是密切关注,如此一来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的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弘化留守元弘嗣就成了两京的焦点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到了西北安危,关系到了中土安全,于是元弘嗣自然而然就成了众多政治势力的“攻击目标”,就成了要为危机的出现而承担罪责的“替罪羊”,突然之间,元弘嗣就被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

两京权贵“声讨”元弘嗣,要把元弘嗣赶出西北,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利益的博弈,实则是围绕着西北军的统兵权而展开的一场夺权大战。

西北已经陷入危机了,两京权贵也“闹腾”起来了,但圣主和中枢远在辽东,讯息传递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两京权贵可以做许多事,比如在通济渠危机和永济渠危机的后面推波助澜,让渠道时断时畅,以此向圣主和中枢施压,迫使圣主妥协和让步,迫使圣主“拿掉”元弘嗣换上一个他们所满意的人。

黎阳的杨玄感面对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两京政局,不禁心惊肉跳,更有眼花缭乱之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什么都算到了,西北局势日益紧张他也算到了,就是没算到元弘嗣面对危机处置失当,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现在可以肯定,元弘嗣已经失去了对西北军的控制,已经失去了动兵变的条件,而失去了元弘嗣这一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和响应,失去了元弘嗣在关陇方向的倾力配合,由杨玄感为的保守势力试图动的这场旨在推翻圣主和改革的兵变还有成功的可能吗？还可以继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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