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云当然要寻求合作了,只是他与河北豪帅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基础,大敌当前,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确容易,但是否能真正合作,一致对敌,难度就大了,所以他叫李安期、李思行十万火急赶赴豆子岗,请河北鸿儒刘炫出手相助。以刘炫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足以在双方之间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样双方的合作才有成效,才能联手与官军作战,否则李风云也不敢轻易上阵厮杀

然而,李风云至今没有看到刘炫其人。按道理,如果刘炫愿意出手相助的话,必定会以最快速度赶赴清河,向清河义军首领们解释李风云北上增援的原因和目的,以便在双方之间建立最基本的信任,而此刻出现在李风云面前的王安,也就不会表现得如此的紧张和不安,甚至都不敢大胆提议合作,所以李风云估猜刘炫并没有痛痛快快的答应此事,可能尚在考虑之中,毕竟他的身份地位摆在那里,就算因为东都的政治打击而“落魄”不堪,但他有自己的思想,对天下大势和东都政局有自己的看法,有儒林泰斗的尊严和节操,即便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亲近”为贼的学生们,与贼为伍,不过他肯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绝不会让自己的一世英名付之流水,更不会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李风云有些失落,但他能理解,此事他的确一厢情愿了,以他的年轻和显赫“贼”名,做为中土儒林泰斗的刘炫,又岂肯自降身份,以一世英名为代价,辅佐相助？对老迈的刘炫来说,他留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以儒林泰斗的身份死去,留在历史上的是荣耀,而以叛贼的身份死去,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屈辱,所以刘炫的选择不问可知。

但是,李风云还是祈盼出现奇迹,在他的记忆里,河北即将迎来戡乱高潮,血雨腥风即将席卷燕赵大地,高士达、张金称、格谦等河北豪雄都将在官军的攻击中死去,窦建德、郝孝德、刘黑闼等河北豪雄虽然从死人堆里杀出了一条血路,很快就卷土重来,但连绵战火中,生灵涂炭不可避免,不计其数的河北人死于非命,而儒林泰斗刘炫就是其中之一,在饥寒交迫中凄惨死去。李风云试图挽救刘炫的生命,试图改变刘炫的命运,因为他知道历史的轨迹,他知道刘炫只要坚持活下去,只要在痛苦中煎熬个两三年,他就能迎来一个新时代,迎来自己最后的辉煌。

李风云的愿望是好的,但现实就是现实,刘炫对未来一无所知,当然不会糊涂到失去理智,急吼吼地跑到李风云身边自甘堕落,做个人人得而诛之的“老贼”。没有刘炫从中斡旋,而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因为李风云的行动速度太快,根本来不及自上而下的给予暗中“照拂”,李风云与清河义军之间的合作自然就充满了风险。

王安迟疑着,犹豫着,最终还是选择了说实话,“清河公尚不知道将军已渡河北来。”

清河公是张金称自封的,高鸡泊的高士达就自封东海公,平原郝孝德自称平原公,豆子岗的刘霸道自封渤海公,而渤海豪帅孙宣雅更加了不得,自称“齐王”,但“王”也罢,“公”也罢,都是爵位,还算韬光养晦,有自知之明,不敢光明正大的宣告自己有篡国之野心。而对东都来说,只要不称“天子”,不自封“皇帝”,没有公开建国,都算内部矛盾,都还在可以忍受范围内,反之,就是公开篡国,就是公开与朝廷、与杨氏大隋为敌,那便是罪无可恕,要以雷霆手段予以坚决、无情、血腥的镇压,决不手软。

相比较起来,李风云做为中土第一贼,反而是最低调的,既不称“王”,也不封“公”,就自封了“大总管”的官职,公开宣扬的造反目标也不是篡国,也不是反皇帝,反朝廷,而是针对东征的“反重赋,反徭役”,说白了就是官府“强取豪夺”,平民百姓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而这个造反的理由可谓是低调的不能再低调了。

这在政治上给了东都最大的回旋余地,这绝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招安抚慰的对象,完全没必要赶尽杀绝,而齐王杨喃和关中韦氏当初之所以敢于冒险与李风云秘密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圣主返回东都后虽然诏令剿杀李风云,却始终没有把江都军队调入戡乱战场,其中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毕竟李风云的造反口号是可以利用的,地方官府在执行中央政令的时候花样百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者更是比比皆是,所以一旦利用好了,可以有效打击政治对手。

李风云以政治上的低调,换来了他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联盟实力在短短时间内发展到如此地步,与这一策略息息相关。但李风云低调,不代表其他造反者也这样低调,而其他造反者的“高调”,必然与李风云的“低调”策略产生冲突。比如河北豪帅们不是“王”就是“公”,侯爵更是“满天飞”,帐下都是大将军、将军,而李风云不但没有自封爵位,甚至连官职称谓都刻意避开了品级显赫的大将军、将军,而是选择了相当“务实低调”的总管,那么双方在合作的时候,仅仅在称谓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上就形成了反差,实力强大的自称总管,实力弱小的反而称王称公,这不是沐猴而冠虚有其表吗？这不是明摆着打人脸,给人难堪吗？

果然,听到王安称呼张金称为“清河公”,李风云的笑容里立刻便多了一丝玩味,眼里更是难以自制的掠过一丝嘲讽,而王安看到李风云的鄙夷之色,神情顿时难堪起来,面色羞赧,下面的话竟不知如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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