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甲长和粮长制度，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公平和进步的老玩意儿。

王渊那个“盛世之土，永不加赋；盛世之民，永不加役”，是要等到全国清田完成，以新量田亩为基准、以固定人口为基准，结合各州县最近十年的赋役平均数，来制定一条鞭法的地方赋役额度。

即一个州县，定下所需征收赋役的总额，再平摊给地主和小民。地方田亩越多、人口越多，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越少，今后世世代代都不许增加！

听起来似乎是胡来，会导致国家繁荣之后，朝廷税收却没法增加。

但必须弄清楚几个事实：

第一，这些税银，大部分是地方税，中央国税只占很小一部分；

第二，以官僚地主的尿性，就算国家持续繁荣，今后上交国库的税收也不会增加，甚至还会持续不断减少。

就拿朱元璋时期，跟正德末年相比较，全国在册田亩数量减少一半，即需要缴税的农田有一半凭空消失。而全国在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一遇灾荒战乱反而还减少。这就导致，大明发展一百多年，中央和地方收税越来越困难。

王渊喊出永不加赋，是不准官员巧立名目摊派，跟财政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

若有一天，大明真的行将就木，估计也不会坚守什么祖制，该加派还是得加派。就像历史上，崇祯疯狂加派“辽饷”一样，朝廷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万世之法。

王渊这次改革，能维持繁荣五十年，已算得上功德无量。能巩固江山一百年，改革可称非常成功。能延续统治一百五十年，王渊绝对是名垂史册的一代贤相。

土地兼并，无法遏制。

对于当权者来说，可怕的不是土地兼并，而是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税！

明末江南地区，10%的富人占据90%土地，也没见闹出什么乱子。即便有“江南奴变”，也是奴仆抗击雇主，并非起义反抗朝廷。这是因为，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吸纳大量无地农民，田皮田骨也维持了佃户的稳定。

而陕西那边，商品经济脆弱，无地农民找不到出路，还得供应边镇军粮。这些穷地方，连田皮都没有发展出来，佃户和农户朝不保夕。一遇天灾，就会造成大量流民，于是李自成、张献忠就出现了！

王渊对常伦说：“赋役定额之后，永世不变，一切赋役税项全部取消！”

常伦瞠目结舌。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每年由州县测算并制定赋役总额，再来摊派给辖内百姓。该交多少税，官员可以胡乱制定，虽然御史一查就露馅，但总有人贪钱不怕死。

而且，赋役税项虽然统归一条鞭，但税项名目还保留着。税项保留是方便御史核查，但却造成吏员工作繁重，官府必须扩招文吏，且文移工作变得非常复杂。时间越往后推，御史越不愿查账，张居正设立的门槛成了摆设，唯一的作用就是养活更多吏员。

这种搞法，别说一百年，就算三十年都撑不住，必定让情况更加恶劣。

王渊更加粗暴而直接，按照各州县的情况，制定一个赋役额度，取消全部杂项名目，地方官员就按此定额收取。相当于农业税、人头税、杂税，永世不变，王渊定下的目标是维持一百年。

至于百年之后，自有君臣去想办法，关他王渊屁事！

张居正倒是没这样粗暴，制定无数条条框框。结果呢？条条框框越多，漏洞就越多，大明赋役越来越少，征收越来越困难，老百姓的负担还越来越重，最后只能靠增加盐税和疯狂摊派维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