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一天很痛苦，赚了很多钱，大家别忘了，白天光学带宽频谱最丰富，包括声音，你是最能够去拥抱这个世界，去跟这个世界互动的，结果你白天的职业选择变成了一个不情愿的事情，只是跟同学们比哪个同学月薪多少，那你何苦呢？

如果说我们白天做的事是我们喜欢的事，我们还没花钱就已经快乐了，如果我赚了一点点钱，还能养活自己，晚上我还可以不用担忧和忧郁，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这也是我跟所有朋友们分享的成功。我说我这个人一直很成功，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当工人的时候当蓝领的时候我也很快乐，因为我消耗不了什么。

成功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自己的快乐。如果说你能一直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成功，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过这一点，因为我们最后生命的终点很快就能到来。

睡着了就一米宽，吃饱饭就一碗炸酱面，但最重要的是，你跟什么人相处，你跟什么样的世界打交道，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导致了我后来的职业选择五花八门，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白天干科技，晚上搞电影。昨天晚上我到上海的时候，凌晨的零点刚好是《后会无期》下线，明天我又要赶到天津，晚上吃李玉导演《万物生长》的开机饭。

就这样。一件事接一件事，切换速度太快了。为什么呢？因为爱好太多，因为舍不得时间被拿去浪费。我发起参股的有二十多个公司，其中跟电影相关的有五个，还加上一个航拍公司。

我一个人为什么能掺和这么多事儿呢？其实不是我想做多大的企业，我就是喜欢人，我一看这群人好玩，走，咱一块攒一个事儿。就玩去了，然后又攒一个。我赚的所有的钱拿来干嘛。就是跟所有朋友一块儿玩儿，那钱带不走，没有任何意义。钱就是拿来买快乐的。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惜命的人。惜命到什么程度呢，舍不得睡觉。每天做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都是因为贪玩儿。由于贪玩儿，结果让自己的生活特别占便宜，所以我一直跟朋友们讲，我真是占了大便宜，我至少活了两条命。我们在职业选择，在自己的生活道路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随自己的心愿。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账算清楚，有时候经常我们大家算错了。就是不是拿那个数字去算账，是拿内心的感受去算账，因为我们投入的。是只有一次的命。

《后会无期》其中一个执行制片人杨菲菲，是我的朋友的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在中信银行，干了五六年干到中级管理了。有一天我想培养个执行制片人，我给菲菲打了个电话，问她还喜欢电影吗。她说挺喜欢的，过来跟我聊了45分钟。回去把工作辞了，薪水比原来还低。为什么？因为这个快乐更多，银行上班多无聊，朝九晚五、重复性的工作。

1978年我读完大学以后，1982年来到北京当时很牛逼的一个研究院，核工业部的第三研究所，我只待了两年，就觉得够了。

我经常把工作说要就不要了。不是说未来一定会更好，是今天的工作我已经腻了，我已经看清楚我未来能走到哪里，觉得无聊，立刻就不想干了，就跑外企去了。

一进外企，我也跟我老板讲好，我只干两年，干完两年我去美国留学。1987年我跑到美国留学，读完书以后在一个集团公司又工作了两年，而且是在美国就业市场最差的时候，我把我为一汽集团做的亚洲市场销售经理的职务咣叽就给辞了，我老婆把我骂死了，周围的人都骂我。我说，不需要别的理由，就因为我每天没那么快乐。

1992年，我回到中国开始创业。其实创业不是说我自己想当老板，想做多大的事儿，只是因为我喜欢，我喜欢机械，喜欢电子，喜欢物理，喜欢数学，喜欢地球，喜欢海洋……全世界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平台，说能够让我今天玩这个，明天玩这个，实在不行我自己搭一台子，就这么着了。

那一年我还特别想去法国，我那会儿在美国工作嘛。我就琢磨，我不能光去法国玩儿啊，那我这工作怎么办啊，后来我就采取这个方式：我想去哪个国家经常玩儿，我就寻摸一个合作伙伴，跟那个国家建立个商业关系。

于是我就跑法国去了，后来我又跑意大利去了，后来又跑德国去了，后来跑英国去了，跑了无数国家。永远把自己的职业跟自己的生活合成一体，也就是说每天你的职业其实是你的生活内容，这样的话，不管赚了多少钱，我有理由跟自己说，我没耽误时间，我是来玩的。

我们公司来面试的很多员工，我都跟他们聊一次天。前年我面试一个科学院的研究生，跟我聊半天，最后我问他如果这个世界是完全自由给你选择，你想干嘛？他说，我想干摇滚。

我说你选错地方了，你别到我们这儿来。后来我建议他，我看你数学很好，电子也有背景，又那么喜欢音乐，你去找个录音棚做dj，这样你可以慢慢偷渡，可以渗透进去，没准哪天你写了一首歌，被哪个歌星听到很好，一下你就出名了。

2000年，我又遇到了王超来找我做电影，觉得电影挺有意思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又玩上电影了。2003年的时候英国《环球银幕》的首席记者越洋电话采访我说，你过去干海洋、干地球物理干得好好的，你怎么想起跨界干电影呢？